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的反思与人生追忆

1971年9月13日的深夜，也就是林彪遭遇坠毁的当天，陈伯达被拘押到秦城监狱。到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到了同年的8月15日，他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涉事者中最早出狱的一位。 陈伯达在保外后，被政府安置在一栋新楼的顶层，居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小家中。同时，他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及其家人也搬至北京，方便照顾他，为他们安排了工作，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家庭纽带。陈伯达的卧室宽敞且简朴，地面铺着地毯，两个书柜中塞满了书籍，许多是他指导儿子购买的新书。 党和政府在生活上给予了陈伯达很大的照顾，也请他参与一些研究工作。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他的学识渊博，研究能力出众，应当充分利用他的特长来为中央进行研究。当前改革和建设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的研究成果。” 陈伯达欣然接受这个建议。此后，他开始更关注国内外重要议题，思考的重点不再局限于过去，而是转向现实。陈伯达相继向中央提交的研究成果包括《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书战》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的课题是陈伯达在1958年便开始深入研究的一项，彼时他曾撰写了一篇长文并在中国科学院向一群高级研究专家进行了报告，毛泽东对这一成果也给予过肯定。数据显示，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意识到电子工业将会对未来的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科技革命中的主导力量，这足以证明他的前瞻性思维。 到了80年代初，陈伯达又建议中国要增强研究力量和投入，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力争在高新技术领域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步入世界前列。放到21世纪来看，他的见解依旧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在晚年，陈伯达对毛泽东十分崇敬，他曾表示：“我永远感激毛主席。”个人而言，毛泽东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将他调至身边担任政治秘书，长达三十多年。毛泽东对他寄予厚望，赋予重任，使他最终成为了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始终视自己为毛泽东的“小学生”，坦言：“我这个‘小学生’却犯下了大罪，归根到底是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去责怪先生。” 在晚年的反思中，陈伯达深表悔恨，自称犯了大罪，对往昔感到痛心。他感激党和政府在他晚年给予了较好的生活条件，曾向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提笔写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句话真实反映了他在80年代的心境。 1988年10月，陈伯达刑满之际，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程为他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由于患有前列腺肥大，仪式是在医院进行的。此后，党的安排确保了陈伯达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并指定某个单位负责照顾他。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陈伯达在北京猝然去世，享年85岁。